以我所见所知，不少舞女，并非只在一家舞厅长期待着，有的上午在这一家，下午或晚上又去另一家，当然也有只在一处的，如前面写到的二线舞厅“宽带女神”。为了便利，她们一般都在舞厅附近租房（往往与人合租），早中晚场的间隙，还可回去自己做饭（我知道的几个舞女都很俭省，觉得在外面吃不划算），也省交通费。
做独立舞女，肯定也有代价。但总好过寄人篱下收入微薄，更不要说人生困顿需要自救，跳舞也是立竿见影的一大捷径，“常驻”一家三线舞厅。她留长发，爱穿一件连衣裙，暗色碎花，低胸开衩，比起其他舞女，算很保守的“工作装”了。她的前夫是重庆那边人，有个小女儿，婆婆在带。前几年，老公好赌，家产输光，两人离婚，她没工作。前夫不管女儿，婆婆老两口也没啥收入。姐妹一直叫她来省城：“你都那么恼火了（困难了），还不来跳舞挣钱。” 她一直没来，因为过不了自己这一关。一个多月前，她终于过了自己这一关，为女儿，也为自己。她不会跳交谊舞，只能牵着舞客，或被舞客牵着，溶入黑洞。
阿静也是八零后，来自省城周边某地，长发扎成马尾，也很丰润。她是我遇到的最勤奋的舞女，早上在住处附近一家四线舞厅，下午和晚上奔赴某家二点五线舞厅（所谓二点五线，也是我的划分，仍以舞女舞客的“档次”为准），一天要跳三场。无论哪家舞厅，阿静都是四方阵区域靠近黑洞的一员，装束远比上面那位外省舞女大胆，站姿也很自信。跟很多表情僵硬或故作“高冷”的舞女不同，阿静爱笑，笑得灿烂。见多几次，如同很多女人习惯闺蜜之间称呼“亲爱的”，阿静也会叫你“亲爱的”，没有特别涵义，只是顺口，或者如她所说，熟了，把你当成闺蜜。
阿静说她跳了三四个月。以前是做销售的，业绩不好，被开除了。离婚七年，因为两个人不爱了，跟前夫早已失联，彼此的手机号码也变了。幸而没孩子，没孩子就没共同牵挂，她说。做宽带前，阿静还做过商务俱乐部的经理，有过风光日子，车子房子，但是玩百家乐，都没了。第二次见阿静，她刚交了三个月房租，一千八，估计她租的是很普通的老式居民楼单间。“房租，生活，养活自己都不容易。”她说。但是再过几个月就好了，她很乐天，还说每天必须跳三场，而且为了将来，总得解决社保和医保。
有天早场，我又见到阿静，她刚买了一部新手机，一千来块，不算奢侈。之前一天，她去菜市场买菜，原来的好手机被人偷了，于是赶紧挂失补卡再买手机，忙了大半天。阿静很坦率，告诉我掉手机那天，正好是她“办公”的日子。见我不解，她说“办公”就是来例假，本想休息一天，做点好吃的犒劳一下自己。跳舞之余，她都自己做饭，从来不在外面吃，除非急需。四线舞厅跳一曲只要五元，但一个早场下来，她可以挣到一天的生活费。
我喜欢阿静的坦率。她的坦率，比较接近如实道来，却又不同于有些舞女的粗鄙放荡，或许她真的把我当成闺蜜，可以自然而然跟我讲讲她自己。她说她真不喜欢跟老头跳，也不喜欢跟动辄伸出九阴白骨爪的男人跳，还要跟你接吻，她跳舞从不跟人接吻。每天三场下来，阿静大约能跳二十位舞客（她跳过的舞客也有一两千人了）。但她不只跳舞，也在黑洞做别的。她说她不隐瞒，她就是做这些的。但她看重感情，爱的男人，绝对是放在第一位的。
阿静的话，让我想起匈牙利籍英国作家阿瑟·凯斯特勒（Arthur Koestler）。凯斯特勒跟奥威尔同一时代，他的自传《青空之箭》（Arrow in the Blue），其中一章写到自己年轻时代在巴黎做记者的“夜游”经历。二战之前，巴黎有不少合法的高端妓院（法文委婉称之为maisons de tolérance），说实话我不喜欢拿舞厅的女孩与这些地方的女孩作比较，不过国外几乎没有这种类型的舞厅，在这些地方谋生的女子，通常二十五岁左右，因为常有健康检查和预防措施，她们都很健康。凯斯特勒写道，这些女子，多半离异或是单亲妈妈，有的可能一边谋生，一边把自己的孩子寄养在乡下。她们指望在maisons de tolérance打拼五年，然后用积蓄在外省小镇买个小店或咖啡馆，嫁个并不知道她做过这行的殷实鳏夫，从此快乐而体面地安度一生。
阿静，“宽带女神”，还有那位终于“过了自己这一关”的外省少妇，都是我所谓的独立舞女。她们待得的地方，当然不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的maisons de tolérance，也未必都有一个孩子寄养在乡下，但是她们肯定也有“愿景”，养活自己，养活自己的孩子，或是解决社保医保，应付一个又一个的不测风云，哪怕那位没啥生意的四线舞厅麻子脸孃孃，还有做过清洁工大字不识的中年舞女，她们肯定也想日子过得稍稍舒服一些，不那么遭罪。
不管什么原因，也不管是否缺乏世俗所谓的一技之长而不得不如此，还是真的“好逸恶劳”，为了生存，为了多挣一点钱，独立，挣扎，她们比很多冠冕堂皇呼风唤雨实则自我阉割蝇营狗苟的人更无奈也更有勇气，甚至自由，只要你对自由的定义，不仅仅限于政治或哲学那样深远的层面。
凯斯特勒那本自传的同一篇章，还写到巴黎毫不高端的maisons de tolérance。那里的客人，多为工厂工人、汽车修理工、阿尔及利亚地毯商贩、邮局职员和苦力。比较我去过的省城十来家二线或二线以下的舞厅，这真的有点神似，虽然两者的功能和类别有异。这些地方，也许真的会让所谓高雅或高尚人士鄙视厌恶，但在这里的女人，在这里消磨的男人，也有自尊，甚至骄傲，就像凯斯特勒所写：“男人们至少知道他们不会受骗，他们的饥饿可得满足；对他们来说，这个带着廉价光芒的地方，甚至有一种浪漫氛围。那是他们的富人夜总会版本。以什么样的道德准则，这些地毯商贩和廉价客栈住客的套餐天堂要被剥夺？”
凯斯特勒也写到，在巴黎高端的maisons de tolérance打拼几年的女子，“上岸后”嫁给殷实鳏夫，从此快乐体面，跟良家妇女无异，对人却有更多认识，因为“她会更明白自己丈夫的弱点和一时兴致，也更明白普遍的人性”。二战前的法国，这样的女人，据说成千上万，然而法兰西这个国家，并未因为她们变得更糟。
舞厅是流动的另类集市，也是不停变幻的万花筒。尽管去过十多家省城舞厅，但我无从知晓，有多少类似的女人在这些地方流连谋食，也许数百，也许上千，也许更多。她们未必都像凯斯特勒写到的法国女子那样好运善终，但是，她们肯定明白异性的弱点和一时兴致，明白普遍的人性，也肯定明白自己的弱点和一时兴致。阿静告诉我，她觉得四线舞厅的舞客素质更低，黑洞也特别脏，然而为了钱，为了以后，为了也许还会有的、她愿放在第一位的男人，她必须每天给自己打考勤，即使“办公”，也不能懈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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